世界快资讯：爱情的另一面

私人感情，因为太过私密，往往只能作为历史花边或注脚，很难被纳入真正的研究领域中。但在这本书看来，爱情问题并非完全游离于社会准则和历史范畴之外。从历史学角度审视爱情这一感性至上的行为，也是对其所处社会形态、时代特点，以及家庭伦理观念的研究；从社会层面看，也涉及整个社会的伦理观念和法律制度。因此，结束一段感情并不仅仅取决于个人主观意志，还是法律制度、普世道德观念共同作用的结果。本文就是对法国新文化史新著进行的评述。

本文原载于《读书》2022年9期新刊，授权虎嗅转载，更多文章，可订阅购买《读书》杂志或关注微信公众号：读书杂志 （ID：dushu_magazine），作者：陈晓琳，头图来自：《花神咖啡馆的情人们》剧照

在复杂的人类情感地图中，爱情也许是最令人朝思暮想、心驰神往的那一抹亮色。古往今来，爱情的美好和炽烈让芸芸众生沉醉其中，也是激发各种艺术创作的永恒母题之一。无论是形而上的哲思，还是柴米油盐的琐碎，爱情为文学艺术提供了大量素材，它的一切似乎都已经被我们探知。

(资料图片)

然而，我们对爱情的关注和期许更多地来源于对其萌芽时期的憧憬和情到深处的向往，甚少有人愿意着墨于爱情的消亡，因为无论在何种时代、文化和社会体制下，一段感情的结束都会不可避免地涉及感伤、怨念，以及挫败感等令人想要规避的心绪。

《爱情的破碎：一部分手史》（Les revers de l’amour. Une histoire de la rupture）却是一个例外：此书从“感性史”（Histoire des sensibilité）研究视角出发，探寻两性关系萌发的基础和消亡的症结，探究社会宗教、文化、法律和道德准则对个体情感关系发展产生的影响，为读者绘制了一幅生动的“罗曼蒂克消亡史”画卷。

一、爱情的破碎：一部社会制度洪流中的感性史

与从主观视角出发的文学相比，历史学作为一项从宏观角度记录演变进程的学科，显然与个体私密情感领域两不相干：芸芸众生的私人情感既非“重大事件”，也无从窥探和记录。即便是名垂青史的要人，他们的个人情感也鲜少出现在编年史中，只会成为在与科学、理性相悖的“野史”里让人茶余饭后津津乐道的花边。因此，从史学角度研究爱情似乎有先天性障碍。

然而本书作者、法国历史学家梅尔基奥尔-博奈（Sabine Melchior-Bonnet）认为，与爱情相关的各种欲望和激情纵然过于私人且毫无理性可言，但却并非完全游离于社会准则和历史范畴之外。

从历史学角度审视爱情这一感性至上的行为，也是对其所处社会形态、时代特点，以及家庭伦理观念的研究；从萌发到消逝，爱情的全过程都是个体和群体的角力，而非自言自语的陶醉，除了个体的微观世界以外，其中还涉及整个社会的伦理观念和法律制度：正如作者在书中引言部分所指出的，“和个体内心羁绊相比，伴侣关系被置于社会、家庭和法律制度的洪流中”（Ⅳ页），这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正是推动法国情感历史研究诞生和发展的根据和动力。

这也是为什么，这部以爱情的破碎为研究主题的“分手历史”会出现在以出版法国学术研究类书籍为主的法兰西大学出版社（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简称 PUF）的书目中。

（《爱情的破碎：一部分手史》，［法］萨宾娜·梅尔基奥尔-博奈，陈晓琳译，中国环境出版集团即出）

如何结束一段感情并不仅仅取决于个人主观意志，还是法律制度、普世道德观念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最明显的体现就是“婚姻”制度和“离婚”制度的形成和演变。

梅尔基奥尔-博奈按照历史发展顺序，从九世纪婚姻准则框架形成之初开始，到现代社会为止，为我们梳理了几个世纪以来西方两性感情准则和制度的变迁：在西方，社会和个人对于爱情的准则框架诞生于基督教社会，严格的基督教教义认为淫欲是最主要的罪孽之一，建立了严格的一夫一妻制度，并且不可终止。

然而严格的教义并不能束缚所有感情的冲动，不可废止的婚姻制度也并不能保全决裂的夫妻感情，反而由于它的强制性导致了数起极端案例。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教会退而求其次，同意有条件地宣告婚姻为“无效”——同意丈夫和妻子分离，但二人婚姻关系仍然不可解除。

之后的中世纪是欧洲宗教教义最为严酷的时期，此时期几乎没有任何关于婚姻制度规范的记载，两性关系似乎被固守在严格的礼教观念中，然而对于爱情的渴望，特别是禁忌之爱的歌颂却成为中世纪史诗传说的永恒主题之一，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的爱情传说之所以受到前所未有的追捧，其原因之一就是迎合了人性对冲破阻碍和桎梏的颠覆性爱情的向往。

音乐剧《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在慕尼黑宫廷剧院首演（来源：wikipedia.org）

中世纪后的文艺复兴和启蒙时期，世俗社会逐渐取代封建从属制度，社会也不断开化。路易十四时期相对宽松的制度让这个新的世纪成为建立两性关系新视野、新平衡的起点——“心灵不会受意识左右，心灵领导意识”“爱情意识”（sentiment amoureux）这一彰显个体意识觉醒的概念就是在这个时期产生的。

十八世纪的爱情观念最突出的标志就是个人意识的觉醒，卢梭在一七六二年出版的《爱弥儿》（Emile）中提出了在当时具有历史性意义的观念：缔结婚姻的首要动力“应该是双方的彼此倾心：他们的双眼、他们的内心应该成为他们的第一向导”（163页）。

爱弥儿与苏菲（来源：fineartamerica.com）

当追求两情相悦的幸福成为普世观念，那么当感情逝去之时，人们同样也应该拥有终止它的权利。在法国，“离婚”的概念始于一七九二年，法国大革命后新的立法机构将不可废除的“圣事婚姻”改为可以终止的民事合约。然而“离婚”这一权利直到七十多年后的一八八四年才被正式纳入法律，不过法律上的认可并不会立即扭转根深蒂固的社会观念：在随后的数十年里，“离婚”在法国社会仍然是令人避讳甚至不齿的少数派行为。

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了一九六八年席卷法国的“五月风暴”，这场革命为法国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带来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在两性关系方面，布尔乔亚式的保守思想遭到唾弃，人们以前所未有的宽容拥抱爱情和自由，婚前性行为、离异不再是难以企及的禁忌，爱情和和谐的性生活成为维系伴侣关系的支柱，女性在两性关系中的地位也得以大大提升，以名利、荣誉、家族等外围因素主导而建立的祭品般的奉献式婚恋已成为过去式，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加平等、开放的性爱合约。

然而这种被作者称为“新式爱情”的秩序同样面临着来自伴侣双方和外界的严酷挑战：日益开放和宽容的社会氛围在鼓励婚恋自由的同时也意味着伴侣双方可以自由终止一段感情。在当今多元化社会，大家对爱情的期待前所未有地强烈，但是期望同样蕴含着失望和不安全感——“个体在两性关系中不再被制度约束和社会准则所左右，一段感情中的个人投入越来越具有不确定性”（Ⅷ页），这也就是为何现代社会中的分手或离异数量和比率要远远高于以往任何一个时代；然而为一段感情画上句号并没有因此而变得轻巧，在任何一个时代和社会背景下，垂死的爱情都会给双方留下深刻的烙印。

不过大多数伤口还是可以愈合的，这也是作者写作这部“分手史”的意义所在——通过回顾历史人物的爱情兴衰重新审视我们自身的感情轨迹，从一次次以“失败”告终的感情中重塑自我，着眼于新知。

二、爱情的另一面：在一片狼藉之后回归自我

虽然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制度和风气逐渐开化，结束一段感情不再需要付出可能会泯灭余生的重大牺牲，但是终止一段感情并不轻巧。无论何时何处，面对一段感情的终结我们都无法避免各种消极心绪。然而一段感情的结束不应该是隐匿在爱情美好光鲜表象下被规避、遗忘，甚至不齿的暗影。

本书法语原文标题为“Les revers de l’amour”，其中“revers”一词意为“事物的反面、另一面”，这一面也许不为人所知，但同样和它的“正面”一样是事物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从史学角度研究分手或离异，除了从宏观上将目光聚焦于社会制度演变以外，同样也不能忽视情感的主观性和私密性。因此，本书在理论和学术的框架下，隐藏的真正内核是对所选个体“案例”的剖析：作者根据时间顺序，将本书分为五部分，每个部分都选取三到五对男女的悲欢离合作为该时代的典型案例。

书中为我们展现的十八对男女均为西方文化中为大众所熟知的人物，他们之中有路易十四、拿破仑、叶卡捷琳娜二世等权倾一时的君主，也有杜德芳夫人、普希金、乔治·桑、波伏娃这些文人墨客，还有像卡拉斯、戴安娜这样高知名度的公众人物。

在史学的外衣下，读者看到的其实并不是一个个抽象和生硬的理论剖析，而是作者在经过大量史料和文献考证后，用细致、生动的笔触为我们展现出的一对对鲜活的男女在垂死的爱情面前所经历的挣扎和痛苦，以及他们在面对所处时代和外在环境的各种压迫下理智与情感的博弈。

当然，这些名人秘史足以吸引读者的眼球，这大概也是为何该书作为一部学术著作，一经出版却得以立刻拔得法兰西大学出版社销量头筹的部分原因；不过作者丝毫没有打着“野史”的噱头博眼球，书中对于一段段“失败”爱情的叙述或来自史料记载，或出自当事人的书信或私人日记，绝非毫无依据的主观联想。通过这些走向终点的爱情，读者不仅可以窥探这些知名人士爱情神话背后那些不甚美好甚至不可告人的羁绊，亦可以通过他们或痛苦、或憎恨、或无奈、或释然的感情结局来正视一个仍然深深困扰我们当今社会的问题：爱情的失败。

查尔斯·恰斯莱特翻刻波士曼的版画，拿破仑向约瑟芬宣布离婚，听到这个消息的约瑟芬昏了过去（来源：wikipedia.org）

爱情，是西方文化中的一个“伟大神话”（431页）——爱情之所以美好、令人神往，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两情相悦为个体带来的升华，以及一生一世的承诺为其赋予的神圣光环，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爱情的念想超越了爱人本身……爱情会让人心生遐想、进行升华。”（430页）发自内心的强烈感情在不断发酵的过程中愈发浓烈和醉人，这段历程越是美好，它的终点就越会令人神伤。

诚然，出于社会、宗教等多方面因素，每一个时代对于“分手”的态度和规定大相径庭。在开化的当代社会，它不再是人们口诛笔伐的对象，人们似乎也接受了爱情走下神坛这一事实，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一段没能修成“正果”、以分裂告终的爱情是对个体的沉重打击，甚至会被看成一种“失败”。

然而何为“正果”？童话中“他们从此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这简短的一句话放在现实生活中需要的是伴侣双方在柴米油盐的打磨中进行不断重塑，这个过程是动态的、鲜活的，而不是一个永远维持在顶点的静止画面和假象；因此，它必然会经历起伏，走下顶峰逐渐削弱，甚至是消亡的那一刻。

爱情的终结并不是爱情的“失败”，但当我们望着一地鸡毛感叹“人生若只如初见”的美好不再之时，面对椎心之痛和难以修补的裂痕，我们要重新面对的仍然是——并且也只有——独立存在的自我和赤裸的内心。这也是我们在作者细致入微的文笔下，重温这十八段著名的破碎爱情的意义：这些权倾一时的君王、长袖善舞的名流、至真至烈的艺术家们即便风云一时也不得不以或惆怅、或怨念、或决绝的方式为自己的爱情画上句号，更何况我们这些凡夫俗子？书中选取的这十八对男女“失败”的爱情经历也各有不同，但最终却都无一例外地指向了一个方向——对个体身份和自我的叩问。

在《论私密》（De l’intimité）中，法国哲学家弗朗索瓦·于连（François Jullien）指出我们应该走出爱情缔造的这个伟大神话。爱情毫无疑问是一种“私密”关系，爱侣双方情到深处，会模糊“对方”和“自我”的界限，忽略“内在”和“外在”的隔阂，然而这种激情带来的至真至幻的奇妙感受并不是永恒的，维系私密关系的纽带除了感性和激情以外，还应该以谨慎、持重的方式保持自我，在全身心地与对方融合的同时，接受“相异性”的存在，保持一种相对性的分离。

这种保留并非自私，或者功利性的权衡利弊：爱情的原始动力来自两个互相独立的个体，没有完整的自我何谈爱情？如果一段感情注定不能永恒，那么这个幸存的自我同样会帮助我们将情断之后的没落之境和孤独之境变为私人之境，来弥补、探索、重塑未来的漫漫人生和可能到来的感情。这也就是为何，作者认为当今社会激增的离婚数量与其说是爱情神话的终结，倒不如说是从侧面证实了伴侣双方对爱情信念的坚守，以及对稳定关系和温情的渴望，“前提是要留给爱情探索‘内在’的时间，以及体会私密的时间”（435页）。

弗朗索瓦·于连《论私密》（来源：laprocure.com）

三、爱情的破碎：一部女性主义史？

作为一部探讨两性关系，特别是两性关系破碎的著作，女性身份地位、女性意识和女性权益是一个无法回避的话题。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婚恋历史也是女性意识发展史：在礼教森严、神权至上的中世纪，婚姻一旦缔结就不可撤销，且丈夫对于妻子有“修正权力”（droit de correction）。

尽管法律并不承认性别歧视，但是一旦婚姻有恙，女方受到的判决远比男方要严酷得多。从十五世纪开始，随着世俗司法机构逐渐取代宗教裁判权以及风雅之风的兴起，女性在爱情中的地位似乎得到大大提升，然而对于她们而言，爱情仍然是“一片危险的海域，最好不要尝试”（77页）。

爱情的结局无论是波涛汹涌还是风平浪静，都少不了激烈的挣扎，在这个过程中付出和承受最多的仍然是女性，“至于男人们，他们则根据自己的条件，逃避情感困局，并报以轻蔑、冷漠的态度，或闹上法庭以求报复”（76页）——书中诸如此类对男性的控诉并不鲜见。

然而作者并未沉浸在极端、激进的女权主义中，而是通过理智的声音来分析女性在恋爱关系中处于被动地位的根源，以及历史上各个时期的女性们为改变这一事实所做出的尝试，“并非所有男人都是屠夫，然而很多男人都放浪轻率。但是女人并未因此放低对爱情的期许，由于缺少认识外部世界的途径，她们在爱情中实现自我”（160页）。

约瑟夫·以色列的油画《犹太人的婚礼》（来源：wikipedia.org）

先天生理差异，以及社会固有成见决定了女性更容易在爱情中倾注全部，从而受制于人，如此传统在今日似乎也未被完全打破：“两性对于分手的接受度和程度是不同的。女人们在爱情上过度投入，她们希望从中得到一种身份认同感，与此同时，男人们却更注重自己的职业目标”（361页），像卡拉斯一样的歌剧名伶也会不由自主地愿意为爱情牺牲自己的艺术生涯，睿智理性的波伏娃在看似开放、平等的情爱关系中也远非隔绝掉一切挣扎和质疑。

谈及本书的创作初衷，作者明确表示她写作此书的目的是探讨两性关系，而非维护任何一种“主义”。正视两性差异，以及女性在婚恋关系中所处的弱势地位也并非旨在激化性别对立，更何况两性情感并非不能相通：比如书中“案例”之一——擅长洞察人心、时而对女性颇有微词的拉罗什福科，这位《道德箴言录》（Maximes）的作者无论有多么玩世不恭，多么想要淡化甚至诋毁与隆格维尔夫人的感情，也仍然在与其决裂十余载后，坦承“我们在憎恶之时仍然相爱”（114页）……

二〇一九年，作者在接受法国莫拉书店（Librairie Mollat）的采访时表示，为她撰写本书带来最大启迪的作品是《葡萄牙修女的情书》（Lettres portugaises），这部书信体作品由五封情书组成，叙事者是一位爱上法国军官，又遭其抛弃的葡萄牙修女。文中用真挚的笔触记录了女主人公内心的困苦。该书自一六六九年在法国流传起，让无数读者为之挥泪。然而直到二十世纪，研究人员才证实其作者其实是一位男性。

《花神咖啡馆的情人们》萨特与波伏娃

作为一部分手史，书中的爱情均黯然收场，两性都不能幸免于它所带来的危机和痛苦，那么我们是否就要惧怕爱情，甚至对这份毒药避之不及？在重温这十八段画上句号的爱情之后，作者在书的结尾给出了答案：人的一生实际上是一个不断经历失去的过程，情感的破碎和终止是人类存在的一部分，我们要做的是在接受这个事实的同时，保持与自己内心的交流，像不曾受过伤害一样热烈地去感受、去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