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博压力这么大，为什么还有人读两个？

尽管许多国家受疫情影响通货膨胀日益加剧，大学面临裁员的窘境，但是读博赛道上的人数却不减反增。过去十年中，科学、技术、数学和工程（STEM）博士学位的比例稳步增长。2020年，美国有超过55000人获得博士学位，比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多，其中被授予生命科学博士学位者就达到了12561人，占美国同年博士学位授予总数量的23%，几乎是1990年的两倍。2021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38个支持自由市场经济的国家，约有1.1%的人口获得了博士学位。

不过，中国预计将在2025年超过美国。根据乔治城大学安全与新兴技术中心2021年的一份报告，按照中国目前的博士生入学率，到2025年，中国大学每年将培养77000多名STEM博士毕业生（参见go.nature.com/3uwj9）。

(资料图片)

尽管读一个博士已经很难了，但还是有一些人选择再读一个博士。他们中有人是为了给自己开辟一个独特的研究领域，有人是为了获取在本国无法获得的资源，也有人可能仅仅只是因为太聪明了。《自然》采访了三位“双料博士”，询问他们读完第二个博士有什么收获，以及这样做是否值得。

Victor Dike：为了获得资源，提高科研水平

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气候科学家

我的第一个博士学位是在尼日利亚的伊莫州立大学读的大气物理学专业。由于项目要求，我去了位于北京的国际气候与环境科学中心工作了三个月，该中心有尼日利亚没有的计算能力。当时我就意识到要想在气候研究方面脱颖而出，我需要掌握更多关于气象学的专业技能。所以我刚到北京工作的时候，我一直泡在实验室里——从早上8点到晚上11点。我想充分利用这一机会，多给自己存点经验。

我一开始并没有读第二个博士的打算。在返回尼日利亚之前，我了解到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有一个能为气象学国际生提供奖学金的项目。2014年的时候，我申请了这个项目，顺利获得了奖学金。在这样的机缘巧合之下，我开启了第二个博士生涯。我的研究课题是利用气候模型设计实验，来模拟海洋条件如何引发西非和整个热带气候地区的极端降水的过程。

我不希望任何人觉得我在尼日利亚读的第一个博士学位“不够好”。我的导师们都非常优秀，他们帮助我找到了很多资源，让我的研究水平上了一个台阶。我曾经想回尼日利亚，但是中国有能够运行复杂天气模型的超级计算机，这正是我所需要的。所以，我决定像许多科学家那样，在我的领域继续深耕。要想取得先进设备的使用权，就必须非常努力。在取得第二个博士学位后，我留在同一个实验室做博士后，继续研究在更短的季节性时间尺度上的极端气候现象。

我住的公寓楼有34层，我是楼里唯一的非洲人。但是北京有500多名尼日利亚留学生，大部分学的都是理工科。我们组了社团，也建了很多讨论学术的微信群。我也会花很多时间指导其他非洲留学生。

我会说一些普通话，但是实验室里的小伙伴们想练习英语，所以我们总是用英语沟通。我结束博后研究工作后，得到了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资助，现在仍留在研究所里。我的专业是预测恶劣天气事件，比如世界不同地区的季节性极端降水事件，准确的预测可以帮助当地政府减轻灾害风险。

如果让我重新选择，我依然会留在中国读博和工作。我在这里生活8年了。尽管我想回到尼日利亚，培养下一代科学家，但是那里的安全局势让我一直犹豫不决。现在我还在寻找能够继续工作的机会，无论在世界上什么地方。我希望能在保证自身安全的情况下，为科学做贡献。

Raf Aerts：保护生态就是保护人类健康

天主教鲁汶大学、比利时国家公共卫生研究所Sciensano的生态学家和流行病学家

生态学家Raf Aerts正在攻读第二个流行病学博士学位，探索新的科研方向。来源：Rob Stevens

我一直对热带生态学非常着迷。我曾在埃塞俄比亚北部做过两年的森林恢复项目协调员。之后在2003年，我申请了Flemish Interuniversity委员会的一个项目，这个项目专门资助在发展中伙伴国家开展的研究。有了这笔钱，我就能在熟悉的埃塞俄比亚开始关于森林恢复的跨国博士课题。

2006年，我从天主教鲁汶大学毕业，获得了我的第一个博士学位。之后，我参与了一个关于农业集约化如何影响阿拉比卡豆 （Coffea arabica）的博士后项目。阿拉卡比豆是一种原产于埃塞俄比亚森林的咖啡豆。我前前后后总共做了十年的博士后，此外，我还研究了入侵物种对生态系统的影响，例如在德国、法国和比利时生长的美国黑樱桃树（Prunus serotina）。

接着在2016年，我的同事得到了一笔经费，用于研究生物多样性对人类健康的影响。

当时我正在比利时公共卫生科学研究所工作，我获得了一份为期四年的博士后合同，研究人类对生物多样性、花粉和空气污染的暴露，以及这些暴露如何影响人们的过敏症状。

当时，我们所里没有全职的生态学家，但有几个关于绿色空间对公众健康的效益的项目。这些项目的目标是在国际刊物上发文并提供决策信息，需要一个项目管理人。

于是，我决定在比利时的哈塞尔特大学攻读第二个博士学位，这样我就能了解流行病学家说的“行话”。例如，流行病学中使用的统计数据（如生存统计数据）就与生态学中使用的统计数据不同。我找到了一位大力支持我对住宅绿地和人类健康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的导师。我于2022年9月正式毕业。

我已经在我的研究领域中找准了自己的定位，现在我是One Health研究经费的有力竞争者。One Health是涉及植物、动物、环境以及人类健康之间相互作用的跨学科研究领域。

第一次读博士的学生经常问我，读博压力这么大，为什么还要读两次。说实话，第二次读博容易得多。我读第一个博士的时候，我的很多幼苗不是被动物踩坏，就是被农民薅走。野外实验动不动就失败。但在研究流行病学的时候，情况就好多了。读第二个博士期间，我主要分析现有的数据，比如污染地图和社会经济变量。这些数据来自全国人口普查、药品销售或政府报告。数据都是现成的，我只是分析一下。但因为要与人类受试者打交道，所以也会出现其他问题。

我注意到的一点是，从人类健康方面着手来说服政策制定者保护城市内外的生物多样性不失为一种良策。现在我也是一名流行病学家了，这可能让我的论点更有说服力。

Uma Karmarkar：开辟一个独特的研究领域

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神经经济学家

Uma Karmarkar攻读了两个博士学位，将她对神经科学的热情与商业联系起来。来源：Joel Ackerman

我一直努力“留在学术道路上”。我在读本科的时候就对神经科学这个名词背后最宽泛的定义痴迷。当时我很好奇人类是如何处理世界上的各种信息。2004年，我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跨学科神经科学博士毕业。读博期间，我主要研究大脑如何编码时间。毕业时，我以为我这辈子都不用参加考试了，还特意开了一瓶香槟庆祝。

随后在2004年，我开始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做博士后研究员，从细胞层面研究学习和记忆。不过我慢慢感觉自己在生物学上走得太远了，对我感兴趣的心理学探索得不够。我无法将我热爱的心理学与我的日常科研联系起来，而这对我来说是取得成功的关键。我陷入了学术生涯的迷茫期。我有经费，也有支持我的导师和有趣的项目，但我却并不满意。我决定想办法把心理学研究重新搞起来。

在家人的帮助下，我了解到商学院正打算探索大脑与消费者决策之间的关系，来获得对消费者决策更深刻的了解。在斯坦福大学，我开始和那些开创了决策神经科学（decision neuroscience），也称神经经济学（neuroeconomics）的人们交谈。在商学院，从神经系统层面研究消费者行为的做法刚刚萌芽，这让我在研究大脑机制的同时，还能将它与人类的日常行为联系起来。但这样的转变于我而言并非易事。2005年时，商学院很少提供博士后职位，因为我需要在斯坦福大学攻读我的第二个博士学位——消费者行为学。我需要学习新的学术文化，同时继续做我想做的脑成像实验。在此期间我不断地经历着文化冲突，例如商学院没有我能加入的实验室。但不管怎样，我还是在2011年顺利完成了我的第二个博士学位。

那时，我希望从心理学和实践的角度研究人类如何处理信息的问题。脑科学领域的研究模型和方法对此大有裨益。2017年，我申请了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的终身轨教职，这个职位是跨学科的，要求申请人在两所学校任职。在面试的时候，我向面试官展示了自己是如何将神经科学和商科结合起来的。我还陈述了关于人类行为的研究和相关的脑成像实验数据，来证明对风险“充满信心”具有对消费者的经济价值，这也是公司在与客户进行有效沟通时应注意的事项。

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很幸运能够在多个知名院校任职，但我的职业道路看上去很乱。我的选择在当时看来似乎很冒险，但是现在回头去看，这段旅程充满意义，十分宝贵。如果你能在一个项目中囊括多个自己感兴趣的领域，那就不需要读两个博士。这样也能避免混乱。不同的机构对读博灵活性的接纳程度不同，但如果有机构愿意接受你想做的研究，再读一个博士也未尝不可。

原文以Do two PhDs make twice the researcher?为标题发表在2022年7月27日《自然》的职业特写版块上